摸家底、拍蒼蠅、交賬單,農村集體資金、資產、資源的管理正步入有效監管軌道
用制度“鐵籠”看緊農村“三資”(深度關注)
隨著農村經濟不斷發展,農村集體的資金、資產、資源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,但長期以來很多地方農村“三資”的管理不規范、不完善,漸成基層腐敗頻發區域。
記者注意到,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,全國多地對農村“三資”的管理問題推行集中整治,“三資”管理正步入有效監管軌道。
農村“三資”管理亂象重重
在一些農村,“三資”管理多年來缺乏統籌,亂象叢生。
有的村存在會計、出納不分家,賬、錢、權由村支書一人掌管;有的村集體資產往往流向村干部的關系戶,普通村民不知、不問、也問不了;有的村集體資源成為村干部自家資源,有多少、在哪兒、誰在用,都是一筆糊涂賬。很多農村上訪事件皆起因于農村“三資”管理混亂。
“比如村里的廠房租賃,有人托了關系,可能廠房就低價租賃給他了,有的甚至都租到了30年以后,吃掉了子孫飯。”浙江永嘉縣溪口鄉的一位村干部說。
農村的廠房、門面等資產的管理混亂,租賃價格不公開,口頭、長期、低價的合同的存在,明顯擾亂了農村經濟的發展。此外,農村的“三資”管理混亂還容易導致村民對村干部的不信任,疏遠干群關系,誘發不穩定因素。
“以前,村里廣場上新增了健身器材,會有人懷疑村干部是不是多買了一些拉回自家去了。”陜西高陵縣灣子鎮灣子村村民張大媽說。
也正因為針對農村“三資”有效的監管機制并不完善,很多農村矛盾由此而生。據統計,高陵縣近3年涉農的230起信訪件中,有217件與“三資”的管理有關,占涉農信訪總量的80%;發生在農村干部中的98起違紀違法案件,有85起都與農村“三資”有牽連。
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,農村“三資”管理存在的問題亦較突出。今年8月,隸屬湘西的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在因貪污公款被查后,依然理直氣壯地反問:“我當村干部不就是為了撈兩個嗎,這怎么還違法了?”足見對農村“三資”進行有效監管,刻不容緩。
“‘三資’是農民關心的熱點,也是農村信訪的焦點,管理不好,就會成為矛盾點。落實群眾路線,必須通過清理農村‘三資’,給群眾亮出一本‘明白賬’。”州委書記葉紅專說。
清“家底”、交“明賬”、拍“蒼蠅”,給群眾一個明明白白
今年4月,湘西針對農村“三資”的全面清理開始啟動,重點清查“三資”總量、財務賬目、“村賬鄉管”等情況。
截至目前,全州共清理出農村集體資產總額34億多元、資源43億多元、資金11億多元及州、縣市直各部門直接撥付到村資金28億多元,比清理前登記在冊和登記入賬的“三資”多出近60億元。同時,全州自查自糾出各類亟待解決的問題477件,清理出各類違紀資金10810萬元,其中私設小金庫5392萬元,鄉鎮侵占、挪用、平調2366萬元。
在山東,梁山縣馬營鎮專門抽調了鎮紀檢、財政、民政部門工作人員組成“三資”管理工作組,對各村“三資”管理督查,對違反財務收支管理規定、違規使用村集體資源等行為,分別給予批評教育、黨政紀處分,嚴重的將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。
在浙江,紹興市柯橋區在農村“三資”清理過程中,重點把好清查登記、群眾參與和公示公開三關。據統計,全區已有369個村(居)完成清產核資,涉及金額10.45億元。合同規范后,村集體收入年增加1.17億元。此外,柯橋區村級所有收支項目都以現金流水賬的形式在財務公開欄公布,“給村民一個明明白白”。
各地在“三資”清理中,也發現了不少腐敗線索。一個個侵吞群眾利益的“內鬼”被挖出, 一個個“蒼蠅”被拍落。
“吃‘皇糧’的人豈能再在農民身上‘揩油’?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、州紀委書記曹世凱說,“對侵吞農民權益的‘蒼蠅’,一定要拍!”
今年4月以來,湘西紀檢監察機關嚴查涉及農村“三資”的貪腐案712件,現已立案48件、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0人、移送司法機關11人,退還集體資金115.13萬元,上繳違規違紀資金306.29萬元;追繳家電下鄉、農機購置、家電以舊換新等“三項補貼”違紀違法資金3632萬元,刑事立案追責20件,黨紀政紀立案10件,涉及科級以上干部5人。
下猛藥還需重長效,給“村官”權力裝上“鐵籠子”
貓兒鄉某村村支書貪污集體資金300多萬元;龍潭鎮某村村支書私自處置集體資產100多萬元……
翻開湖南花垣縣農村“三資”案件卷宗,一些“村官”違法違紀的案件令人扼腕驚嘆。
“遏制‘村官’腐敗,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‘籠子’里。”湘西“三資”清理辦主任田軼一針見血。
為有效預防村干部的腐敗,湘西在全州165個鄉鎮都配備紀委書記和紀檢干部,2127個行政村都配備紀檢員,農村基層紀檢組織實現了全覆蓋。在此基礎上,州紀委創新制度建設,在農村推行“四四四制”:議事方面,規范“四議”(提議、商議、審議、決議)程序;監督方面,實施“四督”(民督、村督、鄉督、縣督),把好村級“三資”監督員、村級民主理財小組、“村賬鄉管”會計委托代理中心、縣財務監察工作小組四道關卡;公開方面,實施“四公開”(欄公開、網公開、短信公開、會上公開),每季度在村公開欄公開黨務村務、在政府網公開財務管理與使用情況,給村民群發短信廣而告之村里大小事務,年終召開村主干“雙評雙述”會,向全體村民公開述職述廉,使村級事務管理規范化、制度化、陽光化,讓村干部手中權力規范運行。
紹興市柯橋區則于清理農村“三資”取得階段性成果后,在全區13個鎮(街道、開發區)建立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中心,加快推進農村各項產權的確權發證;同時,出臺農村產權交易管理制度,將農村集體“三資”重大變動納入鎮級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中心交易。“這樣一來,既規范了交易,又活躍了農村經濟發展。”柯橋區一位村干部說。
對村干部實行任期審計,是梁山縣為規范農村“三資”建立的管理制度,“每一任村干部卸任前都要交好一本‘明白賬’”,并及時公示,接受社會監督。
江蘇金湖縣則針對群眾反映的部分村級資金管理較混亂的問題,制定管理辦法,實行村賬鎮管。陳橋鎮村級收入全額按時上繳鎮“三資”賬戶,資金使用的嚴格審批制度杜絕了財務違規現象和新的債務發生。
各項制度成為一道道“緊箍咒”、一個個“鐵籠子”,將權力規范在制度之下。最近,湖南鳳凰縣落潮井鄉一位當了十多年村干部的同志說,明顯感覺到現在“錢花得不自由了”。
“以前村里想干個什么事,群眾不支持,總懷疑村干部要把錢往自己口袋里擱。”吉首市馬勁坳鎮隘口村村支書張智文表示,對農村集體“三資”加強監管后,群眾心里亮堂了,村里不論做什么,大家都積極出謀劃策。